第19章 秋闱

景和九年的夏天，格外漫长。

沈砚在客栈里闭关苦读了整整一年。谢临偶尔来看他，每次来都会带几本新书，两人在客栈的房间里讨论策论，往往一聊就到深夜。谢临说他进步神速，去年还只能写个大概，如今已经能条分缕析、引经据典了。

“你现在的水平，乡试应该没问题。”谢临说这话的时候，语气很肯定。

但沈砚不敢掉以轻心。

乡试和院试不一样。院试是一府一地的考生，乡试是一省的考生。大雍南北直隶加上十三省，每三年一次的乡试，应试者少则数千，多则上万，中举者却不过百余人。录取比例不到百分之二。

一百个人里，只有两个能中举。

沈砚将陈先生的《课业杂录》翻到了最后一页，把上面列出的每一种实务都反复推演了三遍以上。

赋税怎么收才不会逼反百姓？漕运怎么运才能节省损耗？盐政怎么改才能堵住私盐的漏洞？水利怎么修才能既防洪又灌溉？边防怎么守才能既省钱又有效？吏治怎么整才能既除弊又不伤根本？

每一个问题，他都写了不下十篇策论，短的几百字，长的两三千字。写完了自己改，改完了再写，反反复复，不厌其烦。

福伯每隔几天来一次，每次来都会带些干粮和咸菜，顺便告诉他侯府里的动静。

柳氏最近消停了不少。不是因为心软了，而是因为沈澜的事让她分身乏术。沈澜在外面跟人起了冲突，把对方打成了重伤，对方家里闹到了官府。柳氏花了大把银子才把事摆平，气得在床上躺了好几天。

“大少爷越来越不像话了，”福伯压低声音，“在外面吃喝嫖赌，欠了一屁股债。夫人替他填了不少窟窿，但填不住。他越赌越大，越欠越多。”

沈砚听了，没有说话。

沈澜的事，他不意外。沈澜从小被捧在手心里，要什么有什么，从不缺银子花，也不缺人奉承。这样的人，最容易走上歪路。

但他不会去提醒沈澜。不是不想，是不能。他提醒了，沈澜也不会听，反而会觉得他在看笑话。

八月初，天气渐凉。

乡试在即，沈砚反而平静了下来。他不像院试时那样紧张得睡不着觉，每天照常读书写文章，该吃吃该睡睡，像是什么事都没有。

谢临来看他，见他这副模样，笑道：“你倒是沉得住气。”

沈砚说：“该读的都读了，该写的都写了，紧张也没用。”

谢临点了点头：“你能这么想，说明你比去年成熟了。”

八月初九，乡试。

天还没亮，沈砚就醒了。他穿上那件洗得发白的青布直裰，外面套了一件半新的灰布衫——是福伯特意给他做的，说“三少爷要考举人了，不能穿得太寒酸”。

他将笔墨砚台装进布袋，揣上几块干粮，出了门。

考场设在京城的贡院，离客栈不远。沈砚到的时候，天刚蒙蒙亮，贡院门口已经挤满了人。考生们有的面色凝重，有的谈笑风生，有的闭目养神，形态各异。

沈砚站在人群里，依旧是最小的那一批考生之一。但这一次，没有人再对他指指点点了。十一岁的秀才已经够稀奇了，十二岁的举人？还没人敢想。

鼓声响了三遍，贡院大门缓缓打开。

考生们鱼贯而入，经过严格的搜身和验明正身后，各自找到自己的号舍坐下。乡试的号舍比院试更小，仅容一人转身，一张石板桌，一条木板凳，四面透风。

沈砚将笔墨摆好，深吸一口气，等着考题发下来。

乡试考三场，每场三天。

第一场考四书题和经义题。四书题出自《大学》：“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。”经义题出自《诗经》：“风雨如晦，鸡鸣不已。”

沈砚看完题目，心中有了数。“正心”是理学的老话题，但要写出新意不容易。他想了想，决定不从心性入手，而从治国切入——正心不是修身的小事，而是治国的基础。心不正则政不修，政不修则民不聊生。

他提起笔，开始写。笔尖落在纸上，沙沙作响。写了改，改了写，反反复复，直到自己满意为止。

第一场考完，沈砚回到客栈，倒头就睡。第二天醒来，继续准备第二场。

第二场考策论。三道策题，每道都要写一篇策论。

第一道策题是：“论西北边防之策。”

第二道策题是：“论江南赋税之重。”

第三道策题是：“论盐政之弊与改良。”

沈砚看完这三道题，心中暗暗庆幸。陈先生那张清单上的每一样，他都仔细研究过。边防、赋税、盐政——正好是他准备最充分的三项。

他闭上眼睛，将之前练过的几十篇策论在脑子里过了一遍，从中提炼出最精华的部分，重新组织，重新打磨。

然后他提起笔，开始写。

第一篇策论，他写的是西北边防。他先分析了西北的形势——北蛮金帐汗国年年叩边，边军欠饷多年，士气低落，军备废弛。

然后他提出了三个对策：第一，整顿边军，汰弱留强，提高待遇，稳定军心；第二，修筑堡垒，以守为攻，减少野战损耗；第三，屯田养兵，自给自足，减轻朝廷负担。

第二篇策论，他写的是江南赋税。他直言不讳地指出，江南赋税之重，不在朝廷的税额，而在于地方官吏的层层加派和豪绅的转嫁。他提出了清丈田亩、按亩征税、废除苛捐杂税等具体措施。